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大家的事商量着办的中国式民主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范勇鹏

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中一个重点事项就是审议立法法修正草案，将“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立法法。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四大本质特征的第一条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讲过，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民主观，这个民主观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观。那么，巨大的人口规模，自然也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民主这个词产生于古代希腊。什么样的国家适合什么样的制度，是有一定历史规律的。古典意义上的民主，都是在极小的城邦国家产生的。基本特征就是两条：一是所有公民都来直接参政，二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不搞代议制，因而主要的制度形式也不是选举。不管是古希腊的民主城邦，还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小型民主共和国，主要采取的都是抽签制度。当然，所有这些民主国家，都只是极少数公民内部的民主。绝大多数人要么是奴隶，要么是庶民，没有政治权利。所以这种民主绝不是普通劳动者想要的民主。

这种民主小国有个大问题，就是生存能力堪忧，所以经过短暂的实践之后，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失败了。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都认为国家大了搞不了民主，因而大都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好制度。客观上，欧洲国家从中世纪末期也大都向着中央集权的王权制度演进，这一点与世界各文明是有共性的。

但是欧洲有两点极特殊的情况，一是近代之前长期停滞于封建制度阶段，也就是有点类似于中国西周的制度，而且还达不到中国西周的制度水平。封建贵族制度里产生出了议会制和选举制的雏形。章太炎就曾经指出，议会政体是封建的变体。其实中国上古时期也都有类似的制度，但是在中国人追求大一统和天下为公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制度在秦汉之后被淘汰了。二是欧洲开启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是一种私权体系。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私权体系。两种私权体系的制度很容易相通。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掌握国家政权，就可以非常方便地继承发展封建制度遗产，创造出现代的代议制。这就是今天西方所谓代议制民主的渊源。

代议制解决了小规模民主的困境。国家变大了，新兴贵族和资本家可以通过选出代表组成议会，隐藏在代议制幕后间接掌握国家权力。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制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王绍光教授将这种民主称为“选主”，也就是人民形式上可以参加选举，选出一些人来当自己的主人，然后政权和人民就没有关系了。

中国能不能采取这种制度呢？肯定是不行，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文化崇尚民本。不同于各种以神为本和以资为本的文明，中华文明从上古时期就产生了以民为本的观念。从尧舜到周公，从孔孟到孙中山，中国人都是在追求公天下、民为本。当然，只有中国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真正践行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中国规模巨大，广土众民。

在小国里，大家七嘴八舌，一起商量决定事情，问题不大。一是政治事务没那么复杂，七嘴八舌不会带来大祸；二是利益、意见、文化没那么复杂，社会分裂的风险不大，国家政治不容易被某种特殊利益团体所绑架。

今天的西方国家比历史上的民主小国大多了。它们用代议制、联邦制等制度，把小国给拼接成大国，这样的好处是保留了一些小国民主的要素，坏处是也放大了小国民主的弊端。比如，民选代表只为选区利益代言，地方性成为痼疾。立法、决策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游说博弈，让政治权力变成分赃游戏。资本和精英群体擅长组成政党或NGO，也惯于利用法律为自己谋利，而没有能力参与博弈的人，他们的利益就得不到关注。党争更是造成了无原则的反对、互泼脏水。总之西方的民主观念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整体性成为最大的软肋。

中国自古就是大国，有丰富的制度经验。在大国中，维持统一、稳定的秩序是极其艰巨的挑战，要求以维护整体性和共同利益。《尚书》有一篇叫《洪范》，洪范就是天地之大法，讲的是周武王灭商之后，向纣王的叔叔箕子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其中有一句就是讲，治理天下要平正，不能基于私心而作威作福，特别要反对任何人结党营私，“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但是客观而言，大国的体量导致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难度很大，因而古代中国虽然最早提出“民惟邦本”的理念，强调“民贵君轻”，但始终未发展到“民惟邦主”。原因就是，民本与民主之间，隔着一个规模因素的阻碍。

谁打破了这个阻碍呢？中国共产党。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的“部分利益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直接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意志来领导国家。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其实是对中国三千年政道的继承发展。

放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含义。中国十四亿人口的民主，显然不能靠西方那种基于间歇性选举和特殊利益博弈的代议制的民主，而要靠贯穿于政治生活所有领域、所有环节、所有层次的全过程民主。小到乡村里的砍柴担水、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大到国家立法行政、发展战略，都是用大家事大家商量的办法来解决。

中国更强调共识的达成，反对轻易票决，小到基层党组织，大到全国人大立法，投票之前都要进行充分的酝酿协商，让不同意见相向而行，聚少数成多数，而不是简单地让多数压倒少数。像美国那种在国会里用一票的优势来立法，大选里以一票之差来选总统，绝对不是中国要的民主。

最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民主须臾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化极其多元、利益无比复杂、发展仍不均衡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让各地各界产生出来的人大代表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让各地区、各行业、各民族的利益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实现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本质的优越性，也是中国民主之所以当得起这个“全”字的根本原因。